过去40多年，中国农村经济实现了较快转型，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然而，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间和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确保广大农民收入更快增长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但农民增收还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高值农业发展面临新挑战，农村经济转型在农业内部的转型速度近期出现减缓的局面。农民在发展高值农业上不但面临市场风险，现在还面临政策风险。2020年11月中央关于治理耕地“非粮化”的通知，是既要保障粮食安全也要确保其他农产品的稳定供给。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地提出“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花、油料、糖料、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但在实施过程中常常出现“一刀切”现象，把原来政府为促进农民增收与减贫而支持农民发展特色高效的高值农业的耕地恢复粮食生产，严重影响了各地农民增收和情绪。

第二，在世界经济复苏脆弱等新形势下，近期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压力加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速已出现减缓局面。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中国农民工数量增速从2016年的1.5%下降到2018年的0.6%。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农民工总量（28560万）较2019年又减少了517万人，下降1.8%。从行业看，2020年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占比分别为27.3%、18.3%和6.5%，较2019年分别下降0.4、0.1和0.4个百分点。2021年虽然国内经济出现8.1%的恢复性增长，但2022年以来的俄乌冲突使世界经济复苏更加脆弱。在新形势下，国内经济增长下滑压力加大，增加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前景具有不确定性。

第三，未来在各行各业都在推进“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增加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大幅减少农业劳动力将面临巨大挑战。从2020-2050年的30年内，农业劳动力还需减少1.45亿左右，年均减少数量几乎同过去几十年相当。随着经济发展和工资增长，为降低工业和服务业劳动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十四五”规划也提出促进“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

未来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着自动化的过程，全社会就业增长的压力将与日俱增。相比早期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经济与新增就业保持高位增长的情况，未来30年要大规模地减少农业劳动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对此，未来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民增收应完善政策保障。

第一，加快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除个别特大城市外，进一步放开大中小城市的准入门槛，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村居民进城工作和定居的市民化；促进县域农村的城镇化发展，给予农村劳动力更多创业就业的发展机会和增收渠道。

第二，构建大农小农共同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推进种植业向“二八格局”（即20%的大农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80%的小农生产高值农产品）转型。建立专门支持大农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支持体系，通过创新土地制度促进家庭农场规模扩大和发展，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和农业信息化服务与应用，探索大户农业生产资料信贷支持体制机制，完善粮食生产和收入保险等种粮收益保障体系。建立专门支持小农发展高值农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创造稳定支持小农发展高值农业的政策环境，发展设施农业的信贷业务，支持小农组建营销合作社，发展全产业链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不断升级高值农业发展业态，通过区块链等技术促进地方特色品牌建设，帮助小农发展高值农产品的电商和延伸产品价值链，实现更大幅度的增收。

第三，建立适应种植业向“二八格局”转变的制度保障体系。促进土地制度创新，提升土地流转平台功能，稳步推进规模化经营的大农和小农生产分工；出台农业教育与农民教育培训的法律法规，探索支持大农和小农共同发展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体系，促进农村人才振兴。

总之，未来应加快城镇化速度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为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和实现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与非农部门的趋同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农民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趋同。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给的条件下，加快以高值农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经济转型。养殖业应通过规模化与现代化提升劳动生产率，并率先消除工农收入差距，种植业逐渐向大农和小农生产分工的“二八格局”转变：大农主要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并通过耕地规模扩大和种粮收益保障机制实现增收；小农主要发展高值农业，并通过价值链延伸和政策支持实现增收，最终实现大农小农的共同富裕。